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积极实施核电、核燃料‘一体化’‘

摘要:国家实施核电、核燃料一体化
走出去,对促进我国核能产业发展、增强核电国际竞争力、实现高附加值的外需拉动都具有重要意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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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在今年两会期间不出意外地成为代表、委员讨论和媒体热议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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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广核集团(简称中广核)红沿河二期项目两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日前已获核准,这是4年来我国真正意义上新批的核电项目。在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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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实施核电、核燃料‘一体化’‘
走出去’,对促进我国核能产业发展、增强核电国际竞争力、实现高附加值的外需拉动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中核兰州铀浓缩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纪阐述了其两会提案“积极实施核电、核燃料‘一体化’‘
走出去’战略”的内涵。

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在今年“两会”期间不出意外地成为代表、委员讨论和媒体热议的话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院长罗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难掩兴奋之情。

中国广核集团(简称“中广核”)红沿河二期项目两台百万千瓦核电机组日前已获核准,这是4年来我国真正意义上新批的核电项目。在获得建造许可证后,红沿河核电二期项目既可开工建设。

他呼吁,国家在对核电出台政策支持的同时,也应对核燃料产业给予支持。

示范堆工程万事俱备,只等国家开工令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广核集团董事长贺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中广核正与英国、法国就华龙一号技术进行谈判,年内有望签署协议。在走出去过程中,建议国家给予必要的利率、税收、信贷等政策支持。对于国内核电发展,贺禹建议,应将内陆核电建设真正提上议事日程,争取“十三五”首批内陆核电项目开工建设。

“配套”“走出去”将增强我国核电国际竞争力

罗琦说,这是他连续第三次提交与“华龙一号”相关的提案。此前他和其他委员一起在提案中着重强调了“华龙一号”的首堆落地问题,主要建议国家批准建设示范堆工程。让他深感欣慰的是,此项建议得到国家采纳。2014年11月,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准福清核电5、6号机组作为“华龙一号”国内示范工程。这是“华龙一号”迈向工程实施阶段的一大步。

信贷支持政策待加码

如同煤炭与火炉,核燃料与核电是天然的“伴侣”,缺一不可。而它们的相生相伴,促进了彼此的壮大,确保了核能产业发展。

“目前,关于‘华龙一号’的52项关键技术攻关已经完成,国家安全局第三方验证试验、见证试验等已于2014年底前在核动力院完成,方案设计、初步设计已经完成,施工设计完成90%,主设备已经订货,三通一平等场地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可以说,示范堆工程万事俱备,只等国家开工指令了。”罗琦说。

记者:请介绍一下华龙一号目前的进展情况。

随着核电的建设,我国核燃料产业得到长足发展:不仅产能得到大幅提升,核心技术也得到突破。朱纪在提案中指出,经过60年的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少数建立了完整核燃料循环产业体系、拥有各环节完全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国家之一。他表示,“其能力不仅可以满足国内需求,也达到了走向国际市场的要求。”

“华龙一号”推广应着重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贺禹:中广核和中核共同研发完成的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于2014年正式通过国家审批,计划今年内启动示范工程建设。目前国家已经选择了两个厂址,一是广西的防城港,另一个是福建的福清。由于在核电领域,将产品销往国外要求首先必须在国内有示范厂址或示范堆在建。因此示范堆开始建设以后,我们将具备走出去的条件。

而事实上,核燃料作为特殊产品,相关企业“不是哪个国家想建就能建起来的”。很多核电进口国没有核燃料产业,需要核电出口国提供配套核燃料产品,并要求长久地、持续地提供保障。

2014年,可以说是“华龙一号”的幸运年。这年8月,“华龙一号”总体技术方案通过国家能源局和国家核安全局组织的国内43位院士专家的评审,12月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反应堆通用设计审查。这意味着“华龙一号”在技术层面上得到国内外业界的认可。而且,在2015年春节前夕,中国和阿根廷两国签署了在阿根廷合作建设压水堆核电站的协议,标志着“华龙一号”成功走出国门,出口海外。

通过防城港华龙一号的建设,我们希望开工后可以将华龙一号反应堆销往英国。目前我们与英国、法国正进行谈判,并已签署意向书,年内有望签署相关协议。接下来我们会将华龙一号带出国门。目前我们已成为罗马尼亚首个新建核电项目的选定投资者,双方正在加快推进具体合作的谈判协商。此外,中国核电企业在阿根廷、土耳其、南非等国也取得了积极进展。如果我国的核电技术、核电制造、核电建设能踏出国门,这将说明我国的核电技术、制造、管理等方面都将进入新阶段,实现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提出的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

当下,我国核电“走出去”的主力堆型为“华龙一号”,其核燃料组件是中核集团自主研发的CF系列燃料组件。朱纪表示,正因为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燃料组件,“华龙一号”的出口才不受国际知识产权相关法律的限制,可以不依赖其他核大国独立出口核电技术。而更为重要的是,实施核电、核燃料“一体化”“
走出去”战略,将大大提高我国出口核电的国际竞争力。

“由此可以看出,‘华龙一号’作为我国自主的三代核电技术,承载和被赋予的意义更加重大。关于‘华龙一号’的推广应用,我认为应该着重两个面向,一个是面向国际市场,坚定不移‘走出去’;另一个是面向国内市场,‘华龙一号’应该成为我国核电建设的主力机型。如果‘华龙一号’在国内的建设形成规模,将会增加其抢占国际市场的砝码,促进其‘走出去’,从而带动相关产业‘走出去’,并能为我国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罗琦说。

目前国际上三代核电技术竞争激烈。全球核电发展最快、核电使用最多的美国和欧洲地区,核电建设自上世纪80年代后基本处于断档。而我国核电建设从80年代至今未曾间断,从而储备了大批人才。我国在30年建设间积累大量经验,这是非常珍贵的。

同时,该战略的实施还将提高出口的经济规模。若实现
“一体化”走出去,并能提供全寿期核燃料供应服务与乏燃料后处理和退役服务,仅单台核电机组将带动国内产值1000亿元人民币以上。

关于“华龙一号”作为主力机型的建议得到了多位全国政协委员的认同。中国核建王寿君、国家电网王抒祥、攀钢研究院孙朝辉、中国核电工程公司刘巍、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刘永、中核新能源公司钱天林等委员还在提案上联名。

此外,我国有非常大的价格优势。在发展起来后我们将形成批量化生产能力。同时,我国核电在方方面面的成本都较低。与全球主流的三代核电技术相比,华龙一号技术的安全性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当,经济性则有明显竞争力,与当前国际订单最多的俄罗斯核电技术产品相比也有竞争力。

而长期不间断地供应核燃料并提供相关服务,还将加强我国与合作国家的联系,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罗琦说,“华龙一号”的推广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有助于减少碳排放。习近平主席曾在APCE会上公开承诺,在2030年,中国非化石能源使用在一次能源中占比达到20%。目前,我国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还很低,离目标值相差很远,其中核电不到2%;二是有助于我国核电发展规划目标的实现。《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2011—2020年)》指出,到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达到在运5800万千瓦,在建3000万千瓦。根据当前我国核电建设情况,要实现该目标,2020年之前还需新开工建设约4000万千瓦。建议核电发展的重心,转移至依靠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上来;三是有助于我国经济建设和形成国际影响力。“华龙一号”“走出去”将会带动相关产业发展,这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其“走出去”还能推动我国从核电大国跨越到核电强国。

记者:在核电走出去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机遇与实力并存,更需政策支持

在罗琦看来,“华龙一号”是我国核科研领域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它不仅标志着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更重要的是,研发“华龙一号”带动了核动力院、核电工程公司等参研单位全方位的提升,不仅科研能力、管理能力得到提升,而且还培育成长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管理和技术人才。特别让他引以为傲的是,虽然研发“华龙一号”的实验设施水平仅处于国际中游,但核动力院、核电工程公司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取得了国际领先的成果。(盛安陵)
 

贺禹:世界各国,特别是欧美等核电国家,对于进入本国市场的核电新堆型技术,都要进行严格的技术标准符合性审查,而通过这些审查往往需要数年之久。通过目标国政府的技术审查,是华龙一号实现在海外落地最为关键的一步。企业需要在国家的统筹协调及必要的政策支持下,按要求完成大量的适应性设计修改,最终才能通过审查。

事实上,实施核电、核燃料“一体化”战略不仅将为我国核电“走出去”带入强劲动力、可观收益,还将有利于我国核燃料产业实现国际化。

核电走出去是一项非常大的工程。不单单是经济合同,核电同时涉及到政治、外交,需要政府共同推动。与此同时,激烈的国际竞争要求我们在竞标核电项目时的造价一定要有竞争力。但作为公司,在项目中需要盈利,这就要求国家在利率、税收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此外,核电属于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获取海外项目订单,需要提出有竞争力的融资方案。我们建议,国家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有关部署,参考其他国家开发海外核电项目的通行做法,抓紧制定出台针对核电走出去的出口信贷等支持政策,提升我国核电在国际市场上的综合竞争力。

随着核电的发展,我国将成为世界核电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同时也将成为核燃料产能最大的国家。朱纪认为,在服务国内的同时,我国核燃料产业必将走向国际。而核电、核燃料“一体化”出口战略的实施,将加快核燃料产业国际化进程,加速与国际接轨、融入世界核工业产业链之中,同时也将提高我国核燃料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无论是产能输出还是资本技术输出,走出去根本上是要拿到大的项目。中广核走出去并不仅仅是一家公司打开国际市场,更是关系到相关的各行各业。走出去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制造带出去,而这也涉及到国家的建设队伍。因此走出去要抱团,做到把中国的技术、中国的资本、中国的设备同时带出去。

更难得的是,我国核燃料将面临占领国际市场的新机遇。

建议核电规模化发展

按照国际惯例,核燃料供应每10年签订一次合同。如今恰值新协议签订前夕,而这将为核燃料“走出去”提供难得的机遇。

记者:对下一步国内核电发展,尤其是向内陆地区的推进,有哪些建议?

事实上,我国核燃料“走出去”早已开启,但却未能签订长期合同,在朱纪看来,这与过去自身存在能力不足等不无关系。如今,我国核燃料产业拥有相当实力,又恰逢良机,“随着国内外战略的逐步实施,核燃料出口逐步扩大”,亟需国家大力支持。(胡春玫)
 

贺禹:在满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能源刚性需求及节能减排的刚性要求硬约束条件下,核电替代效应最强,应该规模化发展。据测算,核电装机容量要达到1.5亿至2亿千瓦,才能有效支撑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达到20%这一目标的实现。因此,我建议从国家战略层面进一步明确核电在我国能源电力供应中的支柱地位,实现规模化发展;按照“同一厂址,同一技术路线”的原则,以沿海扩建项目为重点,用具备三代技术主要特征的成熟堆型技术填平补齐,以推动核电产业整体上的健康、有序、不间断发展。

从全球范围看,内陆核电具有丰富的建设运行经验和良好的运行业绩,国际上也不区分沿海和内陆核电,两者没有必然差别,安全性也已得到充分验证。实践表明,内陆与沿海核电在设计、建设和运营上标准是一致的。而我国已基本完成内陆核电前期准备和论证。“两湖一江”三个内陆核电项目现场准备已达到随时开工的条件。建议将内陆核电建设真正提上议事日程,争取“十三五”首批内陆核电项目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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