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等地已经成功建立起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美国将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追加额外关税

6月15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6月16日,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6月1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10%关税。他还表示,如果中国继续反击,美国将对额外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追加额外关税。  美国出招,中国强硬反制。双方你来我往,让贸易摩擦呈现升级态势。从客观的角度看,中美贸易摩擦让两国的诸多产业均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在中国的清单之中,7月6日起加征关税的商品包括未梳的棉花和棉短绒。有分析认为,纺织品服装进入清单的可能性上升。美国全国纺织团体协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Auggie
Tantillo此前曾表示,“美国纺织业敦促特朗普政府将纺织品和服装成品,包括在针对中国的报复性301关税措施中。”  美国的威胁很有可能变为现实。从逻辑上讲,作为棉花产业的下游产业,中国的纺织产业目前正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重大挑战。通常情况下,上游产业的原料价格上涨,下游产业的相关产品价格也会上涨。有中国企业担心,加征关税后,棉价上涨,中国某些纺织商品的价格可能会升高,商品在价格上的优势进一步被削弱,这会导致市场份额丧失。同时,国外的纺织商品会趁机进入中国,给中国的纺织企业带来较大的竞争压力。  对于企业而言,挑战与机遇同在。有分析认为,尽管进口纺织商品确实会对国内的同类商品产生一定的冲击,但是近些年来,有实力的中国纺织企业一直在努力奋斗,不断提升自己的产品优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除了价格战,相当数量的中国企业在产品质量、品牌意识、广告设计、营销管理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与国外企业的竞争中,那些顺应时代潮流、不畏困难、善于改变的中国纺织企业依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近年来不少中国企业已经在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投资建厂,即使美国对进口的中国纺织品征税,征税对此类企业影响也有限。  数据显示,2018年1-5月,中国纺织品的出口在70亿-112亿美元,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有限。就算是丧失了美国市场,中国纺织企业还可以选择东南亚、非洲等其他的纺织品出口地。  中国和美国都是世界大国,两国政府的任何一项经济政策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中美贸易摩擦的复杂性、艰巨性、不可预测性,有时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的纺织企业必须认真对待形势的变化,不断提高自身实力,积极应对挑战,才有可能在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今年4月,一场发生在江苏常熟的火灾让这个服装产业集群再次加大了对“三合一”(生产、仓储、住宿合一)和群租房的治理力度。为此,常熟市政府还专门下发了《关于彻底排查彻底整治“三合一”和群租房消防隐患的通告》,宣布从4月起至9月底,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彻底排查彻底整治专项工作,坚决杜绝伤亡事故发生。  “三合一”成安全隐患  记者在相关部门了解到,在常熟,租用当地民房做服装生意,以及生产、仓储和员工食宿在一起的情况比比皆是。以常熟服装城所在的莫城街道为例,其存在消防隐患、亟须整改的出租民宅就有5600多户。据统计,整个常熟市的“三合一”场所规模约有2万家左右。  常熟服装城是常熟服装业的一张名片。从1985年的“马路市场”起步,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快速成长,如今已成千亿元体量的国际化服装服饰专业市场,也是国家AAAA级购物旅游景区,去年实现市场交易额1489亿元。伴随服装产业的集聚发展,一个庞大的外来人口群体逐渐在常熟的服装产业链上安营扎寨,也由此衍生出了“三合一”和群租房问题。据了解,常熟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总量相当,各有百万之众,流动人口中服装从业人员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以4月份发生火灾的常熟市莫城街道湖鹤村湖鹤苑为例,这里共有142户,楼房多为3层半的居民自建房,绝大部分都用于出租经营服装作坊,平均每家作坊有10多个员工。有来自福建的作坊老板告诉记者,他们通常都是一幢楼整租过来,每年房租约在9万元,生产生活都在一幢楼上。“如果另给工人租地方住,就会增加一笔不小的开支。”该老板说。  除了“三合一”,一幢民房租给多个住户的情况也较为常见。同属莫城街道的青莲村,常年再次租住的人口有3000多户,是本地人口的四五倍。“平均每家住有七八户,多的有十几户。”当地的一位巡防队员表示,他们有24名队员负责日常巡查,一旦发现问题就上报消防部门,但往往是前脚查完要求整改,后脚就又回潮了。  环境整治难度大范围广  据了解,常熟此次对“三合一”的专项整治工作,将严格按照“七个一律”要求展开,即住宿与生产、经营、储存场所合用,未按规定进行防火分隔的,一律依法查处;疏散设施设置不符合要求、安全出口数量不足的,一律依法整改;住宿10人以上的,一律加装独立式火灾报警探测器,按照标准安装自动灭火等消防设施,明确专人负责消防管理;楼内、屋内电动车违规停放或充电的,一律依法清理;租住人数和面积超过法定标准的,一律依法整改;外墙设置难以向外开启的金属栅栏或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的,一律予以拆除;存在其他安全隐患情形的,一律依法整改。  不难看出,此次常熟对“三合一”服装小作坊的整治,是下了决心、加了力度的。但是于此相对的是,仍有不少小作坊业主和小企业主表示不认同。  “常熟的服装厂很多,作坊式的小企业占了很大比例。虽然厂子小,但是生产运营成本低、生产方式灵活,如果全部按照‘三合一’的标准进行整改,就需要给工人找另外的宿舍,再加上额外的仓储费用,厂子的生产成本就会增加很多。”有不少小企业主这样表示。  据当地主管部门排查,在常熟莫城街道王家浜路有10幢3层半楼房存在将住宅楼用于开设服装加工作坊、人员密集居住、擅自分割内部空间等消防安全隐患;虞山街道南沙路有商业用房及屋面天台被私自隔断成数十间出租房;琴川街道花溪路某厂房原有的4处服装加工小作坊有30多人居住其中,厂房生产和住宿区域没有实体分隔,合用场所门窗,而且阳台设置了影响逃生救援的金属栅栏;常福街道小义村归城区域有常住人口800多人,流动人口4000多人,其中半数以上住户存在房屋出租,环境脏乱差,存在大量违章建筑。  不仅仅是常熟,在其他地区的一些服装产业集群,“三合一”问题也一直存在。在羊毛衫之乡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横扇镇,类似的“三合一”小作坊也是遍地开花。  在横扇镇的一家加工羊毛衫的小作坊中,两排印花设备摆放在由庭院改造的车间里,车间的旁边就是几间员工宿舍,里面摆着高低床,宿舍与车间互通。“员工住宿区与加工车间混在一起,这是典型的‘三合一’场所。”当地主管部门负责人表示,“电线、设备、服装与员工宿舍混杂在一起,缺乏相应的消防设施,安全隐患很多。”  叶家港村是横扇镇羊毛衫加工作坊较为集中的村,不久前,该地区综合执法、国土、安监、消防、公安、住建等多部门组成综合执法行动组,在该村开展现场整治行动。  小企业不应等于“脏乱差”  据了解,在很多服装产业集群,类似的“三合一”场所并未经过建设规划部门统一规划,也没有经消防部门防火设计审核和竣工验收,从一开始就是违法违规产物。据了解,这些建筑的安全隐患存在以下共性:建筑物多为住宅、出租屋改变用途,还有的是违章搭建的临时建筑,耐火等级低;疏散逃生条件差,疏散楼梯被封堵,安全出口单一;消防设施缺乏,消防水源缺乏,灭火器材配备不足,住宿、仓储、生产等不同用途的房间之间没有防火分隔;火灾荷载大,可燃、易燃物品多,触目惊心的火灾隐患随处可见,抗御火灾能力非常差。  “一直以来,安全生产都是很多小作坊和小企业的盲区,企业主自身也不重视安全生产。”常熟安监部门负责人表示,“市场、集群的长期有序发展,必须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就需要不断对企业,尤其是小企业进行相关内容的宣教、督促和监管。”  “如果是少数的小作坊或者小企业存在‘三合一’问题,整改相对容易,但问题是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家家在建房时就是为了出租赚钱,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先天安全隐患。现在通过后天手段来弥补,让他们增加楼梯、增加消防设施,难度是很大的。”常熟市公安消防大队负责人表示,“尽管很多小企业主对‘三合一’整治工作表示不理解甚至有抵触情绪,但是事实上,不管企业大小,都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来换取利润。”  “长远来看,常熟的服装产业发展,离不开小企业,但是这种‘三合一’的小作坊的生产模式,也需要进行整改。”常熟某服装企业负责人表示,“小企业、小作坊并不一定就代表着脏、乱、差。如果安全得不到保障,还谈什么赚钱?”  对于以常熟为代表的服装产业集群地而言,厂区、仓储,都是火灾隐患较多的地方,尤其是存在于村镇中的小作坊、小企业,安全防范工作尤其应该加强。对此,常熟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安全生产是底线,社会安定、生活安稳、自身安全是广大人民群众最朴素的愿望,没有安全感就没有幸福感、获得感,安全生产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

近一个月来,生态环境部陆续启动了中央环保督查“回头看”、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水源地专项治理等一系列专项行动。与此同时,随着环保督查的常态化和各级制度体系的建立完善,环保领域的执法监管手段正在变得立体化和多样化。  业内人士指出,政策利好效应与强有力的执法监管,为环保行业营造更为健康稳定的市场氛围。未来,环保行业投资需求有望加速释放,污染防治的整体投入力度将继续加大。  多个专项行动同步进行  6月4日,生态环境部集中约谈重庆市石柱等3市(县)主要负责人。约谈指出,近期环境部专项督查发现,3市(县)针对督查发现的环保问题整改不力、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突出。  今年5月中旬,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表示,针对污染防治,环境部要打几场标志性重大战役。  记者了解到,这些重点战役被生态环境部概括为“7+4”专项攻坚执法行动。即:打赢蓝天保卫战,打好柴油货车污染治理、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渤海综合治理、长江保护修复、水源地保护、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等7个重大战役;以及限制进口类固体废物加工利用企业环境违法行为整治、垃圾焚烧发电行业达标排放、“绿盾行动”自然保护区监督检查、打击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非法转移和倾倒行为等4个专项行动。  其中,在重点战役之一的“水源地保护”方面,环境部6月4日公布了“水源地专项督查”行动中发现的第六批环境违法问题。此前的5月20日,来自全国范围的273个督查组启动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第一轮督查。专项行动持续到6月2日结束,各督查组已对212个地级市报送的1586个水源地4481个问题清单完成了现场核查。  除了上述专项行动,今年5月7日,环境部还启动了2018年城市黑臭水体整治环境保护专项行动,分10个组对广东、广西、海南等8个省20个城市开展督查工作。  跨区域跨领域协作机制建立  6月2日,长三角区域污染防治协作机制会议在上海召开。在总结区域大气和水污染防治协作的进展成效以及部署下一阶段工作时,李干杰指出,长三角区域大气和水污染防治协作小组成立以来,探索出了一套跨区域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模式,推动区域环境空气质量明显改善,也有力推动了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和转型升级。  李干杰强调,未来要做足“联”字文章,提升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水平。他提出,强化大气、水污染防治专项协作平台同区域一体化合作平台联动,推动环保协作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深度融合;强化区域污染防治协作与交通、能源、信息、科技、信用、金融等专题合作有机衔接,更好开展源头治理,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  记者了解到,2017年以来,地方上普遍加大污染防治的联防联控协作力度。通过健全地方环境法规体系,完善生态环境监管联动机制,达到综合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  2018年1月,陕西西安着手探索在关中地区建立大气污染治理联防联控的机制体系。参与论证的多位专家建议,围绕西安市在整个关中地区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应急方案、应急标准,协调指挥关中地区大气污染应急指挥等各项工作,形成关中地区“一盘棋”的联防联控组织体系,同时建立联动执法机制,定期交叉执法、联合执法。  不仅如此,近年来在应对重污染天气方面,京津冀等地已经成功建立起跨区域的生态环境保护协作机制。京津冀联合周边相关城市,通过合作治污机制,在保定、廊坊建设“禁煤区”;并建立起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重污染预报会商、统一预警分级和应急联动机制。  今年4月份,针对京津冀区域内重污染天气的改善情况,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柴发合表示,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已经进入攻坚期,“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通过制定‘一市一策’的3年作战计划,和京津冀区域中长期环境空气质量改善路线图,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推动环保产业发展  事实上,自2018年环保税正式开征以后,伴随着常态化的环保督查动作,以及从环境部到地方省市的各级制度体系和相关治污措施的纷纷出台,环保领域的执法监管手段已经变得立体化、多样化。  今年5月中旬,生态环境部方面表示,十八大以来生态环保领域改革全面深化。截至目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40多项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具体改革方案,初步建立“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实现中央环保督查31个省(区、市)全覆盖。与此同时,开展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等改革试点。基本完成火电、造纸等15个行业和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钢铁、水泥等高架源排污许可证核发。  “环保政策持续催化,工业领域督查工作持续,为行业划定安全边际。”光大证券研究所公用事业及环保行业殷中枢等分析师在研究报告中认为,“未来环保要素的重要性也将进一步体现,继对供给侧改革有效促进后,也将对当前污染防治及未来产业升级提供重要动力”。  殷中枢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环保行业在政策的强压下,投资需求进一步提升已毋庸置疑。当前环保成本在政策的要求下逐渐成为刚性,而且通过“提标”、“督查”及“排污许可制度”引入企业“退出”机制,优胜劣汰进而促进产业升级,未来一段时间也不会放松。  针对我国当前在污染防治方面的投入,中国工程院院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王金南表示,近几年,我国环境治理投资占GDP的比重在1.7%至2.0%左右。在全国范围内,该数值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部分经济发展滞后地区尤其薄弱。“要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还需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对一些环境污染重、历史欠账多的地区来说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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